在中国说到樱花，公认的最佳观赏地是武汉大学，百度词条直接说“武大因樱花而美丽，樱花因武大才迷人”。

对武大樱花溯源，社会上有多种版本，但至少确认它是移植而来的乔木。因地缘人脉关系，笔者知晓一段武大樱花鲜为人知的人文故事，这就要讲到湖北崇阳县的一个山村。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场之前，中国有一段非常醒目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史上被称为“黄金十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将教育部改为大学院，将全国分出若干大学区并分别设一所国字号大学，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的、经过四五次改名为武昌中山大学被纳入其中，政府决定将之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位于蛇山脚下的东场口，地域狭小条件陈陋，李四光提出另在城外建校，并与王世杰等人亲自踏勘选址，对此王世杰回忆说：“……选择了珞珈山和东湖，作为新校基地。在我心目中，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希望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这是1928年7月的事。

王世杰字雪艇，1891年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回头岭村。张之洞创办新学时，12岁的王世杰去省城参加童子试，以第一名考上武昌南路小学，之后陆续考取湖北优级师范专科学校和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参加运动，矢志追随“三民主义”，在1913年稽勋局“酬勋”选拔公派留学生时，王世杰被选中，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在巴黎大学完成博士论文。1920年王世杰回国，在北京大学开设法学课，由他亲笔撰著的《比较宪法》讲义后被广泛作为大学法学教材。

192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征调教育部，王世杰也被委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不久，在大办教育思潮以及“大学校长就是大学区主管教育的行政首长”体制下，王世杰出任改组后的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从接受新学开始，王世杰与李四光少小同窗，后一同被稽选留洋，在筹建武汉大学又成为同事，自是志趣相同理念相通，时李四光担任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依山旁水、顺坡就势，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典雅古朴、秀外慧中……，为追求建造一座设施一流的大学，他们在风格选取、功能适用乃至建筑美学思想上形成高度统一，校舍建设施工速度也非常快。“一个大学设施简陋，不易聘到好教授，因而造出的人才亦就不能美满，在社会上出好的影响就少，而被社会藐视的成分就多”，这是1929年1月在武汉大学补办开学典礼上王世杰讲的话，他仿佛是在再次阐释对基本建设的态度。武汉大学的设计是由美国工程师指导把关，施工用的是当时承包汉口汇丰银行大楼的汉协盛营造商，其工匠大多是闯荡过上海滩的宁波人，而对于景观树木，他们在全社会广泛征集、收集名贵苗木，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训相得益彰，以营造最利于学习氛围的园林环境。

正是为征集选取特色林木，王世杰在日记中提到，他写信给崇阳回头岭的家人“把当地好看的乔木式的花卉”苗圃运一些到武昌来，传说选的都是桂花树和山樱花树，“王家雇佣几十人上山，用稻草包着一棵一棵抬下山，用马车送到武昌”。因后来大陆和台湾割据敌视，回头岭一度没有人敢提王世杰这个名字，更不说参与运送树木的事，这距今已九十年的事，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健在的见证人了。我作为崇阳县人，最早关注武大樱花，缘于我一个朋友问我“崇阳的山上有没有樱花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头岭村有寄隅外地三十多年的一家人回来省亲，当时我听说了，就不太理解，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才回来一次？当时两岸关系开禁，王世杰被列为湖北省头号统战对象，那时王世杰刚刚去世。

之后王世杰的女儿们从美国和台湾回来，捐建了崇阳雪艇图书馆。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力全在王氏嫡亲身上，我却对回头岭村的人情世故格外好奇，对那个并不在海外、但也是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才回来一次的老人继续关注。

这个老人名叫王时中。王时中出生不久，王世杰在武汉大学当校长，他上私塾时先生就把王世杰的事讲给孺子学童听，他们从小读书时就被勉励以后考武汉大学。回头岭王家自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有族谱，科举仕第是他们的价值观，重教习气浓郁，王世杰是这传统的结晶，因王世杰的表率，至民国年间回头岭村已形成“每家每户再苦再穷，也要送一个孩子出去读书”之风气。王时中一岁丧父，但兄妹五人却却选他为“读书苗子”，全家举力供他读书，乡小、县中、咸高这样一路读出来，1948年他考上大学，不过当时他考上的是中华大学，他不甘心，一边读中华大学一边再报武大，次年被录取。从王世杰考上北洋大学开始，到1949年改朝换代，在民国时期即使不算王世杰直系亲属，王世雄读湖北外国语专科学校、王德芳读北京大学、王德敏读北京师范大学、王德新读重庆大学、王鹏翔读中华大学、王彬如读中央大学、王荧如读交通大学个、王淑芳读同济大学、王德孚读北京地质学院……，民国时期回头岭王家群落有二十余人读大学，那年代全国大学每年录取新生约为两万人，而回头岭作为一个村——严格讲是一个村民小组（人民公社时期叫长城大队第五小队，现在叫回头岭村八组）就有二十人考学出去，“再苦再穷也要送孩子读书”，这当是怎样的村风、家风学风？少小立志，回头岭王氏家族那么多出去读书的人，但读武汉大学的只有王时中一人。也可以说，对王世杰念念不忘、最亲近武大开校遗风的也可能只有王时中。

这真是一段误会的历史。王时中踏进武汉大学之日，王世杰却作为中共四十三名战犯的“第二十一号战犯”逃亡台湾，所以他不但没有丝毫荣耀，而且谨小慎微郁郁寡欢。王时中自知家庭问题复杂，毕业后主动要求分到东北，但奈何与王世杰上溯四代共一个“昌”字辈祖先（昌台公字恭元），我后来看到王时中的档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在写检查，力图撇清与王世杰的关系，力图解释是什么原因，1950年他在自己宿舍留宿过堂叔王镜远三个晚上——王镜远是王世杰的胞兄——他在武大学生宿舍被抓走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话说回来，说回王时中。2006年王时中在武汉居住，9月份他儿子去接他，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王时中一听说已经买好次日的火车票，马上焦急地说我要去武大看看。见到武大牌坊，老人说原来牌坊不在这个地方；之后去半山宿舍去，往上走，作为81岁的老人他不要搀扶，自己爬，边爬边指着某排宿舍某一间，说我当年在那里住；爬上去后，见到老图书馆，老人几乎是一路跑过去，在一个办公楼模样的灰砖绿瓦的建筑前，老人对儿女们说：“以前听说王校长在这里办公，那时我就经常围着这楼转来转去，想象堂叔进出这楼的样子，我不能跟人说我跟王世杰是什么关系，但我从小确实就是一心想上武大”。这神圣的武汉大学。

之后看到王世杰塑像。之后老人提出看樱花，手指着说往哪走，哪里的坡地有一片，老人还说樱花树春天开花，与我们老家山上的树是一样的——在当时这是一句无厘头的话，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此时天已黑了，子女都说明年开花时再带您来，老人喃喃着什么，终于没继续说什么。“可谁想，三个月后老父亲溘然去世”，他儿子说。

王时中去世后，他儿子异常懊悔和悲伤，他想起很多事，他把几十年关于父亲的很多事串连到一起想，想还原出什么，然后打电话给我，问崇阳的山上有没有樱花树？

幕阜山脉北麓，一丘接一岭的大山，在连绵起伏的山峰与沟壑之间，自南而北掩藏着一条古老的驿道，从江西进入湖北崇阳桥然后经崇阳至赤壁赵李桥至武昌城，在崇阳境内的河山大岭及金沙岭上，有许多野生的樱花树，每年清明前后两三周时间里，红的白的粉的花满树满枝郁郁葱葱，而回头岭村就坐落在这山岳跌宕隆起的一座山丘上。我去白霓镇和回头岭一带访谈老人，我听到“曾雇佣几十人上山选树，用马车送到武昌”的说法；我去北京出差时拜访王德孚，他是王世杰亲侄儿，中科院地质所学家，说到移送樱花树的事，他说完全有可能，他记得他父亲说过雇佣马车的事。去年12月崇阳县副县长刘秋芬去台北拜访王世杰的女儿王秋华，九十多岁的王女士言语不畅，对查阅王世杰日记的提议和说到最初的武大樱花之崇阳来源时，她使劲点头。

我把每一程获取的关于樱花的讯息都告诉我那朋友。我的朋友名叫王建。我是先知道王时中，后认识王建，我在认识王建很久后才知道他是王时中的儿子。王建以前是个挺有名的作家（笔名王建渐、王老建），后来下海经商又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学者气度儒商风范，内敛低调。十几年前王建给我打电话时问我崇阳山上有没有樱花树就是为证实父亲在武大时说的武大最早樱花树来自崇阳。

当王世杰故居确定成为湖北省重点文物后，王建通过我找政府看规划，他十分想能有效协调叔伯辈后代，他来出资修复他们家的老屋。他们的祖屋距王世杰故居只有50米远。

今年春节后我去广州，在王建家住了两天，喝酒散步翻阅资料，静下心来慢慢聊。王建把他父亲的档案弄回来了，有十来公分厚，绝大部分是组织外调和他本人反省的资料，我真难想象一个人一生的心灵煎熬，原来组织上的档案都能够完整保留。王时中在武大读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在大连医学院开设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词应该是“经济”，建国初期这是很时髦的专业，后来一切政治挂帅，加上家庭历史问题，组织上不让他教这门课，他被贬到中学教语文，再后来全家下乡，下乡八年回城无望，他们才迂回回到湖北，王时中在一家三线企业子弟中学继续任教，后来当了校长，他曾是湖北省优秀校长。“我父亲什么课都能讲，语文数学英语俄语，但讲得最好的是历史，每每上讲台如痴如醉，几千年的事随手拈来”，王建说。“我父亲跟我讲抗日战争，日本人不可一世，他说早在1935年胡适曾给王世杰写信，说中日必有一战，中国打不过日本也必须打，打得稀巴烂也要打，中国只有跟日本人打四、五年，把自己打残了，才能引起全世界对日本的重视。一切正如胡适的预料，两年后日本人挑起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议会和各大学作演讲，要美国人警惕日本，美国人不以为然，保持中立，一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你知道珍珠港被炸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吗？是打给胡适，电话里说‘博士先生你说得对，美国必须参战’”。

王建的书房里，有北京匡时拍卖行2015年拍卖的胡适与王世杰及蒋介石通信手稿复制件。“‘七七事变’后中日对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一年后武汉失守广州失守，中日之间打了十二场大的战役，中国打不赢，国民政府一路退缩到云、贵、川、陕、甘、宁及鄂西、湘西、桂西等区域，你看地图，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退守的区域，是不是后来的我们三线建设的区域”？王建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王建正在写一本关于三线建设的书，他自己出资雇人收集资料，他从经济战的视角来看待近代民族灾难。

“武汉大学当年建校时，确实移栽了一批樱花，这批樱花苗木就是从崇阳县来的”？我问。

“崇阳有个回头岭，出个了门来把家想”，王建应声说起家乡话，他没有在崇阳生活过，但说这句地道纯粹，“岭”发音是  “Liang”，“想”的发音是“Xiang”，，尾音都是去声仄音，“有记载的年谱，自辛亥年后王世杰只回过一次家乡，但灾年王世杰多次运米回来赈灾，崇阳人家乡观念很浓，运苗圃栽到筹建中的武大，在情理和事实需求上符合逻辑”。

我继续说：为保留教育的种子，从1937年开始王世杰参与组织战乱中的大学西迁，北大清华和南开去了昆明叫西南联大，还有西北联大什么的，但武汉大学整体迁往四川乐山。也就是说，1929年新建的武汉大学，九年后成为沦陷区，日本兵1938年10月占领武汉，所有的日本军官都被武汉大学美丽的风景吸引住，于是日军就将自己的司令部——也是中原司令部驻扎在武大校园里。

王建手指向书架上的一批资料，我点头表示我看了。

“转眼到1939年春天，樱花开放了。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再理智严肃甚至凶残的人，都避免不了思念家乡，何况这些连年征战异乡的人？我们不好去比方当侵略者见到樱花会有什么美好的感情联想，但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喜爱这些樱花，所以，他们从国内也运来一些枝干讲究的樱花苗圃，栽在中原司令部的驻地，日军在武汉驻扎了七年，当日本人投降后，人走了但樱花留下来了”。我说。

 “有道理——战后大学复原，武大是最早一批开课的，我父亲说，与全国很多大学比，武大是少数没有被日本人破坏的校园”。王建插话说，然后做手势让我继续说。

“大家都说武大樱花是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留下来的。日本人为什么往武大引进樱花？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有无数个宪兵司令部，为什么偏偏在武大种樱花？不会无缘无故，这事一定有某种诱因，这诱因很就是武大已有樱花，当然武大的樱花就是崇阳的山樱花，其姿态的美丽程度比江户樱花逊色一点”。

“作为落叶乔木，樱花树的寿命一般二三十年。当年崇阳山樱花也好，日本江户樱花也好，早都不存在了，但武大的樱花有好多品种，都是不断外移而来的。四十多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送给中国一批樱花，周总理特意分配一些给武大，全国那么多大学为什么刻意给武大？就是因为有这个传统，有这个诱因，武大樱花成为一种品牌，武大校园本来很美，因樱花，武大校园更有人文历史价值，而这一切，与王世杰，与崇阳都有一定因果关系”？我说。

“你这是‘诱因说’，有意思”，王建点头说。

对，这是“诱因说”，崇阳山樱花是武大樱花的诱因。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上百年的事，这一百年有多少沉重的话题，很难得我们在谈论樱花。此刻我想起王世杰的遗嘱，他去世前嘱咐他的家人，在他的墓碑上，不写他担任过的国民政府什么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所有官职，也不写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学术头衔，他的墓碑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他一生只认这个头衔，其它全是烟云。

世事经年，人伦沧桑。无论功过是非，无论政权更迭，最重要的是教育，是寄托在山樱花一般的对民族进步的期冀，那么多回头岭出去的人，故事中的崇阳故事，在每年春天的清风里我们都会有更多感慨。

恰逢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在武汉城市论坛会上，笔见巧遇史学家武汉大学陈锋教授。我将武大樱花源自崇阳的历史考证向他作了详述。他对武大创始人王世杰老校长特别敬佩。他说：“武大樱花来源版本众多，都没有史料可证，最早应该追溯到建校时。你们的历史发掘很有价值，帮武大樱花摘掉了国耻的帽子，文章出来后我推荐给《武大学报》”。

（作者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多部专著出版）

文：陈熙利 |  图：网络、沈小龙

转载于“崇阳文联”